南都记者故乡纪事（二）

作者：龙志,袁小兵,张国栋,王星,杨晓红 发表时间：2010-3-4 13:13:48

万道全在供应科可谓冷暖先知。原来仓库里装满了物资，包括防空洞也被用作物资堆场，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仓库存货越来越少，煤炭也是临急才派人去拉几车。

对于岳母这样的一线工人，从福利待遇上更能直接感知。大概在1995年，厂里发工资已有困难，最长拖欠了6个月。岳母指指门外说，曾有邻居揭不开锅，只有靠向老工人借米开饭。不少半边户或者年轻工人，都有过向老工人或双职工借钱度日的经历。当时宜昌出台政策要求调级别，但厂里没钱加工资，就只调级不调工资，工人还给厂长起了个绰号叫“空调”。

2000年成为一道坎，137厂大批工人在这一年或下岗，或被买断工龄。万道全也在这一年被要求下岗，只给发200多元的内养工资，即使身为建厂元老，王政明下岗也只拿到580元。

岳母在1996年退休，根据当时的政策，统一纳入宜昌劳动系统，她领上七八百元的退休工资，相比于下岗工人，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年轻一点的工人，不少都选择了买断工龄。王政明的大女儿1995年进厂，工作了5年，按一年400元买断，厂里支付了2000元，这恰恰就是王政明把女儿从交运集团调进工厂时所花掉的数目；二女儿也在这一年被买断工龄，姐妹俩在同一年进厂，又在同一年被迫离开。

像张勇这样一直始终留在厂里的员工，如今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元，与岳母的退休收入差不多，在宜昌市属于中下等水平。一千多元，以宜昌四五千元/平方的房价，一个月不吃不喝买不起一个平方，现在很多工人仍然住在建厂时修建的宿舍里，面积较大的也不过五六十平方，两代同堂是正常现象，不少甚至是三代人挤住在狭小的空间里。我第一次到岳母家时，家里没有地方睡，妻子还笑话说，只能把你挂在墙上了。

行将拆迁成为历史

如今137工厂生活区已完全是一个老龄社会，颓败的气息弥漫四周。成排十来米高的梧桐树后，是一排排的员工宿舍，满头银发的老人聊天晒太阳，或者打着一两块钱的麻将、斗地主，为一两个钢镚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

与厂区的衰败相比，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给这个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一年一个样，迅速地改变着。1998年10月，宜昌第一个大型楼盘东山花园开工建设，房价是1200元/平方米。

城市的发展也逐步延伸到这个一度独立的“王国”。2008年12月31日，宜昌城东大道港窑路至桔城路段全线正式通车，这条与137近在咫尺的城市主干道，让137厂广阔的土地变得值钱，当下最为红火的房地产也开始“兵临城下”。

早在五六年前，137厂就完成了改制，用工人的话说，原来属于中央化工部管，后来归湖北省化工厅，再到宜昌市化工局，改制之后归当地的旭光村管。很快旭光村也管不到了，因为厂房将搬到伍家岗的科技园，整个厂区的土地已经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中南橡胶厂将成为历史。

什么时候拆？拆后如何安置？能补多大面积？是厂里老职工时下讨论最多的话题。岳父不知从哪儿探讨来的消息说，整个厂子拆掉后，开发的楼盘将在2012年全部交付使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将来的房子以面积换面积，但多出来的面积，去哪儿找钱来支付？也有人在谈论，现在是不是该突击把破旧的老房子装修一下，至少将来拆迁时，可以赚一点拆迁费。但电视上报道过的唐福珍事件，让他们又担心对方态度过于强硬而吃亏。

78岁的建厂元老赵振洲从青岛来宜昌生活了40多年，如今大儿子都已经58岁行将退休。最令他烦恼的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的他，退休以后很不适应，抱怨停水停电都没有人通知一下。

面对自己甚至包括儿女奉献了一辈子的工厂由盛转衰的结局，相比于其他工人的激愤，这个仍操一口北方普通话的老工人虽然倍感惋惜，也有时势使然的无奈。

对于137厂即将从现在这块土地上消失，他没有去想，觉得自己也许等不到那一天，就会去另一个世界报到了。

王星：老父亲的“天才作文班”

河北邢台

父亲说，我们已经没有信仰，绝不能没有灵魂，教作文，首先要安顿了孩子们的灵魂。

河北邢台，我的家乡，一个普通的北方城市，普通到很难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如果要做一个填空题，“邢台以（　）闻名”，估计很多人都会填上“地震”。1966年的邢台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次毁灭性大地震，8064人遇难。

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处分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还在当我们的市长。几年前市区开了一家肯德基，然后又开了一家，在那里你总能遇到熟人；到处都在拆，到处都在建，位于市郊的老家长信村北面正在修三环路，村子2公里外的化工厂终于被停业了，它散发的臭鸡蛋气味令庄稼枯萎，我感叹停得好，做运输生意的表兄却埋怨每个月因此少收了一两千……

在这样一个除了地震别的没什么特点的城市，有一个“强大”的作文班，收费很贵，学生很多，口碑很好。作文班的老师是我的父亲。从这个“天才作文班”，我看到了一个城市的教育侧面。

天没亮家长排队报名

高中毕业后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和工作，从没考虑过要回家乡发展。这两年过年回家，邢台似乎真的成了一个选项。

“回来干吧！在广州干啥？那么远，房子那么贵，又进不了政府机关，回来吧！”大年初四，一位亲戚语重心长地劝告。

亲戚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这些年日子过得很红火，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单位效益越来越好，这位亲戚在家族里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政府太强大了，资源太雄厚了！”亲戚感叹。举例说，旧城改造拆迁，你的房子算多大、什么赔偿标准，就是政府一句话的事，上下能差出几倍的钱。

大年初五，和小学时最好的朋友宋苏明、孙红军喝茶。他们都有点同情我，广州房价2万，邢台房价虽说涨了很多，现在也就是三四千；广州压力大，要天天上深夜班，邢台可以活得轻松自在，“幸福指数高”。

就连67岁老父亲，也希望我能考虑回家和他一起办作文班，将来接替他的衣钵。

父亲很忙，比退休前还要忙，比在广州工作的我还忙，他忙着教小学生写作文，8年来教过2000多个孩子。

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的课外班，英语、数学、音乐、绘画……很多小学生的周末和假期几乎全被这些班占据。父亲的天才作文班就是其中一个。区别可能在于，他的作文班不愁招生，愁的是报名的人太多，根本教不过来。

每期作文班招5个班，分别在周五的晚上、周六周日的上下午上课，每个班都人满为患，讲台桌两边都坐着学生。一旦错过报名时间，再想进来就只能等有学生让出位置。

一次作文班报名，冬天，严寒，天还没亮就有人在排队了。我都惊讶，又不是买火车票、限价房，自己掏钱报个课外班需要这样吗？因为人太多，每次都需要先考试来减少招生数量，报名者里面只有不到一半能进入作文班。

邢台不大，转弯抹角找那么几个人肯定谁都能跟谁联系上，于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托过来，就是为了让孩子能上这个一点都不便宜的课外班。

作文班一次课的学费是35元，一个月需要140元。对天才作文班的家长做了个简单调查，他们每个月花在课外班上的钱从150元到800元不等，有的困难家庭，教育花费甚至占据了家庭月收入的一半。

奖励“不争气”的孩子

父亲的天才作文班在2002年开张，宗旨看起来平淡无奇———“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每个孩子都蕴涵着无限的创造力，只要方法得当，他们都能成为作文大王。

父亲说，作文班效果显著，其实是因为学校和家庭教育都有太多问题。学校里分优差生，很多老师不懂鼓励孩子，而作文班致力于教每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树立信心。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们被要求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相信自己、尊重父母。

作文班平常作文打分普遍较高，老师会找出你的优点，进行各种奖励活动，很多被家长说“不争气”的孩子，在作文班获得表扬后，真的“争气”了。

作文班不止教会孩子讲故事，用清新自然的语言写文章，很多小学生甚至各科成绩都提高了，他们似乎醍醐灌顶，被暗示“我行”，然后就真的变得自信而快乐。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多新鲜和趣味，父亲每天都读书看报上网，在他的课堂上，经常有家长在最后一排站着听课不出去。与之形成比照的是，学校的教材大都呆板平淡无趣，“要是上学也像上作文班这么有意思就好了”，有孩子这样说。

2010梦想：父母别吵

作文班2010年1月的一篇作文题目是《2010，我的梦》，好几个孩子的梦都是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吵架。

“2010年，我的愿望是爸爸和妈妈和好，起码不要当着我的面吵架，是我做得不够好，还是他们嫌我是个女孩儿？”学生亦佳写道。

“今天看了我孩子的作文‘你们别吵了’，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让曾经优秀的学生，如今大学的教师，最爱孩子的母亲———我，无地自容。”一个母亲写道。

这些70后、80后的爸爸妈妈们，很多并不懂得如何和孩子相处，有的家庭不和，孩子心灵受到创伤，有的溺爱孩子，父母失去尊重。

“2010，我的梦是，再也不尿床，为此，我感觉很丢脸。越害怕，越不敢睡觉，生怕尿了床。睡着了就做梦，做梦就是找不到厕所，好不容易找到厕所了……又尿床了。妈妈骂我是尿床精，老师说我是糊涂虫。每当她们骂我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冰冰凉。暑假就要上初中了 ，我 害 怕 ，万 一 到 了 初 中 我还……那我宁愿死！”一个女孩的作文这么写。

孩子们写在作文中的心声，父亲的作文班会对家长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呵护、尊重孩子，注意爱的方式。有的学生在作文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60多岁的王老师会摸摸他们的头作为鼓励、拽拽他们的耳朵作为惩罚。

一杯水的感恩

而感恩父母，也是作文班教育的一部分。

焦泽威的爸爸说，孩子进入逆反期后，动不动就和父母顶嘴。冬天的傍晚，天黑得很快，路面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很滑。他很吃力、小心翼翼地蹬着自行车，儿子坐在后面埋怨道：“能不能快点啊，爸！我的作业还有好多呢，还是人家有车的幸福呀！”

“望着从身边闪过的汽车，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阵酸楚油然而生。儿子啊，父亲何尝不想买车，可我们没钱呀，你这么说等于在我心里插了一把刀。”

而在作文班，孩子们开始听王老师的话，去学着报答父母。焦泽威和同学们被要求回家给父母倒一杯水，这杯水居然让很多大人流泪。

一次作文班下课，外面下着小雨，焦泽威的爸爸把雨披罩在孩子身上就往家里骑，还没骑到一半雨变大了，焦泽威执拗地跳下车，非让爸爸穿上雨披，他自己坐在后座缩进雨披后摆，爸爸泪流满面地继续骑。

后来焦爸爸自己写了篇作文，开头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是我这个父亲始终所祈盼的，也是最想对儿子说的话”。

这种父母和孩子同上一节课、互相写给对方一封信的沟通方式，打开了很多家庭的心结，有的父母从没跟孩子有过平等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课堂上第一次对自己的孩子那么说话，逆反期的孩子当场就扑进父母的怀里大哭。

父亲说，我们已经没有信仰，绝不能没有灵魂。教作文，首先要安顿了他们的灵魂，端正了他们的方向，点燃了他们的升力，再授以文章，授以诗词，授以故事，几十年后再看他们的成长。

延伸阅读

私立学校校长 从走红到自焚

父亲的作文班能没有阻力办得这么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和公家竞争”，“和公家竞争是没有好结果的”。课外班被认为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老师们都不反对。而曾经名扬全国的邢台私立学校，就因为和公立学校有竞争关系，在公权扩张后，迅速衰败了。

去年1月6日，河北省第一家民办学校的创始人、邢台旭光中学校长董文庆自焚去世。1992年他停薪留职创办私立旭光中学时，新华社都发了稿，《河北日报》头版报道，市长亲自过去致辞祝贺，而在他离开人世后，几乎没有溅起浪花。

邢台曾是中国私立学校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红极一时，一度成为了邢台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私立中学读书。我初中毕业时，私立学校正是红火，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几名同学获邀进入私立中学，学费全免，如果考上名校再奖励1万。那时1万简直是天文数字。

后来有关政策不再鼓励民办学校，教育系统也是大力扶持公办学校。随后，公立学校介入市场，用着财政的经费、名校的名气、名校的老师，另挂起一块民办学校的招牌招生，这种一校两制的做法逐渐蚕食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虽然近年政府一再强调禁止办校中校，但收效不大。

面对困境，旭光中学校长董文庆剑出偏锋，一边另办公司发展绿色农业，一边将学校包装为孔子国际高标准学校，并开设“国学讲堂”，但市场反应不佳，招生困难。2007年，旭光中学将校园租给一家汽车培训学校，自己则另租教学场地。2008年，因为合同纠纷董文庆被捕，取保候审后1个月，他选择了自焚。

而今，邢台的私立学校仅剩下树人、英华等寥寥几所。对于私立学校的兴衰，邢台树人中学校长曹廷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十年前是私立学校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在私立学校创办之初有困难的话，“那只是客观上的，主观上感觉不到。”但最近以来，“主观上明显感觉得到”。

杨晓红：打工潮淘空了村庄

湖北荆州

土地还是一如当年的肥沃，可耕种的人已悄然改变；原先十村八里鸡犬相闻知根知底的邻居们，竟不知不觉变成了陌路。稍稍有钱的农村人开始到镇上买房，或者打麻将、坐茶馆；镇上的有钱人则往更远的地级市买房安居，地级市的有钱人再接力般往更大更繁华的省会城市迁徙……

逃离土地。如同一股无形的浪潮，在近十年一拨拨打工迁徙者的背后，留下的是日渐陌生的村庄和愈来愈孤单的老人稚子。湖北荆州沙洋县的五里村，就像一个日渐抽空了温暖空气的皮球，只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才会短暂重现一瞬的热闹红火。

土地还是一样的肥沃，可耕作的人已改变，原先知根知底的邻居们，竟不知不觉成了陌路，一拨拨打工迁徙者背后，留下日渐陌生的村庄和愈来愈孤单的老人稚子。

“坐飞机也要年三十回家”

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着餐桌热热乎乎吃过饭后，妻子阿燕在厨房收拾碗筷，读高中的独生女则早早守在了电视机旁。

这顿年夜饭对于周运然(化名)非常重要。作为一家之主，他长年在外打工，每次回来，无论是空手还是捎带点礼物，对于家里都是一件无比隆重的大喜事，更何况在岁末年节上。

临近午夜，周运然拿出一串10000响的长鞭炮，走向屋外院子：该送除夕了。他熟悉地点燃鞭炮引线，顿时暗夜中噼噼啪啪一阵脆响、红色的碎屑瞬间铺满了小院。气温很低，透过走廊的灯光，可清楚看到细雨中夹杂着细小雪粒，正斜斜地飞舞，但周运然心里很暖和。

“无论如何，我是想着一定要回家过年的”，在村里也算见过世面的周运然，平时依然话不多，但说到过年这件事时，他会颇有几分自豪地再加上一句：“老板说了，哪怕坐飞机也要让我们年三十回家过年”。周运然在深圳世界大观的一处建筑工地打工，老板是他同村的“大头章”。

“大头章”出去混世界混得早，如今就靠着同村二三十名小年青，已经能够在外单独承接建筑工地的活了。10年前，“大头章”来找周运然出去打工时，建筑队还只是在大小包工头手上接点尾活干，经过十多年摸爬滚打，眼下这支农村建筑队不仅能做泥水建筑，还能同时负责室内装修施工，足迹从东北到华南、从江浙到新疆，几乎遍布了整个大江南北。“哪里有活干，我们就去哪”，周运然说不清具体的几级建筑资质，但他知道“大头章”的队伍已经拿到经营牌照了。

这次同往年一样，过年前，“大头章”没给建筑队发工资，许诺“年后兑现”。周运然和老乡们也同样没争辩，只是要求能够放假回家过年就好。“都是一个村的，他欠不了(工资)，今天不给反正明天得给”；今年回家，虽然也坐了近3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才踏进家门，总体上周运然还是比较满意。

“前年过年(2008年)，我们堵在广州火车站一连三天，最后上了一趟往北开的火车，结果一出广州又塞在了韶关，又是一连两天趴窝”。周运然记得，人流在广州城内分散后，被火车运到城外一截截晾在铁路上，他所乘的那列前往湖南株洲的火车，就整整走了51个小时才到株洲，下车后，他再转汽车回到湖北。

周家还有四亩地，自从周运然十年前外出打工后，地里的活就全部交给了妻子阿燕，除非凑巧农忙时建筑队没事，他才会回家帮忙春耕或秋收，往往农活还没干完，人接到通知又走了。女儿出生以来，从上幼儿园到高中，也基本由阿燕一手照料。因为打工年久，周运然在老家俨然已成为洗脚上田的“袖手一族”，靠工资吃饭，似乎就差一个城市户口了。

海聊与农业无关

周运然在五里村的家，离镇上不过五分钟路程。五里镇，如同江汉平原其它小乡镇一样，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多似一年。如果不是过年过节，能在路上碰上一个年青人，都比较稀罕。

大年初一下午，等村里拜跑年的人散去后，不愿意干守着电视机的周运然去了镇上茶馆。这茶馆也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因为外出打工者多少带了些钱回来，而镇上50年代建的老电影院已关门十多年，除了发廊和超市，几乎没其它消遣娱乐的地方，茶馆便应运而生。“一张桌子四杯茶，一杯茶五块钱，抹牌聊天多长时间也不再收钱”，阿燕的大姐近来心情不错，就经常带了刚进门的媳妇一起来泡茶馆，一泡就是一天。

周运然不打牌，也不赌博，他来茶馆，主要想找人聊天。“网吧也能聊天，大人哪能去呢？那是小娃娃们去的”，周运然自己有套理论，认为大人要是进了网吧聊天，会被人轻看，“一看就是个没钱的，有钱不会家里买台电脑呀？”周家倒是有台式电脑，可没人会用，只能长年摆在家里赋闲。

年初二一早，聊天的伙伴找上门来了。跟周运然约好的一队人浩浩荡荡来到小院，除了前来拜年的亲戚，还有其他朋友，比如镇税务所的三五人。正月里，来人都是客，阿燕在厨房不停脚地忙进忙出，准备着大量酒菜。为煮新鲜火锅，她剖好一条鱼，叫丈夫帮忙去门外池塘洗一洗，聊兴正高的周运然撇撇嘴不作理会，阿燕只好灭掉锅火，自己跑出去结了冰的池塘洗鱼。

“村官是不做的，哪里一年找不到2000块钱呢”，酒桌上的饭菜已添上第二轮，仍围着桌子边吃边聊的周运然已经微醺。去年，村里认为他已是当地一能人，想请他回老家当村组小队长，由于报酬低，他拒绝了。“当然，上头没人，这样的官是没有出路的”，周再加一圈酒，很老道地侃侃而谈。

打工的见闻让来者听得津津有味。去年9月，周所在的建筑队接下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大酒店部分建筑工程，他也在那边干了三五个月的活。“那地方多的是煤，很优质的煤，埋藏浅，有人在院里挖地就能挖到煤，还有人说是申请盖房子，地申请下来了，自然要下墙脚，可越挖越深，房基干脆就变煤场了，煤更值钱，挖完了再申请地，说那块地废了”，对一夜暴富的鄂尔多斯，周运然印象很深，肮脏不堪的地面上，随处可见到悍马、凯迪拉克等高档车。只是气候太冷，呼呼一刮风，气温便往零度以下掉，做完工程，周运然赶紧重新去了南方。

在深圳，建筑队接下的是一老板委托建列车酒店和游船酒店工程。出门较早，周运然自己在工地学会了水电铺设，担当起了水电工。酒店建在半山腰，附属建筑一直往山上修，整个山头都快被占掉了。“就是一截废弃的火车车厢，停在铁轨上，然后对里边进行精装修”，在酒谈中，周运然一边说自己开了眼界，一边大声讲“中国建筑质量不行”。就他们建筑队做过的大型建筑，“国外对水泥夯层要求固化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我们这边给工程监理随便塞几个红包，没几天就往上砌……”

满桌的酒菜满屋的烟，还有高高低低天南海北的闲聊，成为过年里类似周运然这样打工人家最惬意的时光。尽管话题已不再跟农业有关，但人们一样兴致盎然。院子里的鸡，咯咯叫着从清晨一直唱到了午后。

外乡人的村庄

按习俗，大年初二回娘家。招待完客人，阿燕用手机给七里地外的大姐发了一个短信，相约一起回娘家上坟。

由于家就在公路边上，阿燕带着女儿很方便就拦到了一辆车。在车上，阿燕还不忘给娘家婶子发短信，告知到达的时间。在湖北农村，手机已经相当普遍。小型客车不停地摇晃，阿燕一笔一划很认真地在手机上划着。

约下午四五点钟，原本时断时续的雨夹雪，突然变成了大朵大朵的雪花，毛茸茸轻飘飘地纷纷扬扬下了起来。在娘家郑咀村，阿燕跟大姐一道，顶着大雪，一行人带着鞭炮纸钱慢慢往村外河畔走。一片枯黄的土渠两侧，大片大片的油菜田绿油油的，将田垄都覆盖得严严实实，远处的麦田也一片青碧，庄稼长势不错。

“这些地都不是本村人在种，都是外来人在种”，同行的侄子小寅正在省城读大四，马上就要毕业了。原来这几年，村里打工挣了钱的人家纷纷往镇上买房，老家的农田则出租给外乡人来，租主转靠打工或做小买卖为生，每年只需向租种户收些口粮就够。阿燕娘家所在的村，共有近30户人家，如今一半人家已经搬走，田地全部租给了河南人。“奶奶隔壁家的陈家，两个女儿初中毕业打工，寄了不少钱回来，于是那两夫妻也到镇上买了房，再不回村了”。

新搬来的外乡人，因生活习俗不太一样，显然与村里老住户也来往甚少。“听说河南人过年，从初一就蒸煮上一提篮的馒头包子，一直吃到年十五，饿了就从梁上取下来吃”，小寅在外读书，这几年每年回家过年，都发现村里的熟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面生，不怎么打招呼”。阿燕自己对类似外来户也并不陌生，她家隔壁原本住着孩子伯母一家，两年前伯母一家搬到城里，房子和田地全转给了一家河南人。虽然阿燕经常在其门前经过，两家人彼此张望，一年到头却很少说话。

阿燕大姐也盘算着搬离村庄，不过她是为了儿子。大姐有两个儿子，一个读到初中，一个读到高中，都是一毕业就开始了打工生涯。大儿子在江苏一家电脑配件厂打工，三四年后找了个媳妇回家，便再也不想出门了，但城市生活似乎已成为习惯，不愿意再回农村居住。阿燕大姐为心疼儿子，答应为两个儿子去更远的荆门市买房。“房价也高，平均每平方3500元，就算买地段差一点，也得2000元/平方打头”，在城市噌噌上涨的房价面前，传统农业收入被一抛千里。“光靠种田买房，再勤快也是白搭”，虽明知无望，可阿燕大姐还是四处筹钱，急着奔入“被啃族”。

从阿燕大婶家到坟地并不远，除人心不古外，河畔细细的田埂似乎还跟儿时一样。故去亲人们的坟上，荒草杂枝高过人头，必须要低头弯腰才能小心穿行过去，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打理了。阿燕在每个坟前燃放了鞭炮，并特意烧化了她买回的一叠叠绿色冥币——— 美元。

在坟地附近，乍然又新添了两座新坟，一打听，原来是村里另一年老的亲戚和他的孙子过世了。“都是病死的，老人是因为老了有病，孙子是因为肾病，现在孙子媳妇、妹妹一家都出去打工了。”小寅说。

年后独守空巢

打工的日子太长，回家的光阴总是太短。一眨眼，就是大年初八，周运然一早去镇上买了车票，又打算南下了。

读高中的女儿在校住宿，一月才回一次家，今年阿燕也动了心思，想跟丈夫一起出门打工。但两夫妻商量妥当后，打遍电话，却发现所有亲戚朋友、邻居乡里几乎都找不出一个人来帮忙看门。阿燕甚至带着女儿，搭车去城里想找一个赋闲的远房亲戚帮忙，但对方也是摇头。

“常年在外，家里门老锁着，会招惹小偷的”，尽管家里财物并不多，但冰箱、电脑、电视机这三大硬件，还是让阿燕割舍不下。毕竟去年村里，因为同样的状况，两个小偷干脆住到了一栋空房子里，然后将屋主所有的家具电器一一卖掉。

“一开年，能打工的人都走光了，就只有老人和很小的孩子。”虽然满心无奈，阿燕也只能放弃了打工的计划，让周运然独自上车去了南方。而两天后女儿即将离家住校，她接下来面对的，又将是一座空落落的院子和她自己的影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