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故乡纪事(一）

作者：龙志,袁小兵,张国栋,王星,杨晓红 发表时间：2010-3-4 13:12:32

开篇语：我们有一个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故乡。你总是想起她，点点甜蜜，淡淡哀伤；你总是在守望她，故乡的消息穿过北方的冰冷、南方的潮湿，有时是一声春雷，有时是暮秋的一片晚霞。

我们回到了故乡，打望与那里相关的消息。故乡是一种情结，你我都有。5位总与你在纸上相见的年轻记者，将故乡写在了纸上，山川依旧，故乡的消息仍在流传。

龙志：A村政治

小马在我去年元旦期间回家为祖母奔丧时，跟我说出了他的秘密。

如果考虑到时间、地点以及场合的不适宜，他应该就此打住。

那天上午还下了点雨，下午一直阴沉，到傍晚时，天边总算露出了点昏黄的亮色。我站在灵棚内，两盏长明灯在灵位前一左一右忽明忽暗地燃着，三炷香袅袅飘向天际。到了晚饭时间，弹唱了一天的吹鼓手们也歇息了，让喇叭开着，哀乐低徊。

我和小马都知道，A村回不去了，连前景都很渺茫。A村位于湖南东部，与井冈山接壤，是典型的南方乡村。小马的依据是，只要A村还被这些人掌控。“这些人”是指A村的“政治家”们，一个掌管A村村委的家族。

A村多少年轻如我的人，毕生都在经济利益这条狭路上你追我赶。这样一来，反倒令这些人对A村的统治更加巩固。

埋藏在小马心中的秘密是：取代这些人。这个秘密让我吃惊。

60年来这个小山村权力更迭，多少尔虞我诈是小马所不能看到了。这个魔兽，看似被人操纵，实则控制了每个试图接近它的人。

权力起源

1949年，A村人的老乡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时实际掌管A村的是一个“土改工作队”。这个组织后来培养了一个名叫德发的A村人，在不久后成立A村农会中，德发成为第一届农会主席。

德发要找的是同样又红又专真正可以依靠的贫农，他找到了同族兄弟德全，并将他发展成党员，为即将显露出来的A村的领导班子做铺垫。作为贫农，德全祖上几乎没有发迹可言，唯有在当时的土改运动中，表现积极突出，像其他翻了身的广大农民一样。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A村的发展乏善可陈，经济停滞却人人参与政治。1966年到来，这个湘江畔的小山村不可避免被疯狂席卷进去，唯一幸运的人是德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他被一个名叫东苟的真正贫农取代。后者在运动中果然被赶下台，每天的工作是接受批斗。

这一年，A村一个叫小曼的年轻人初中毕业，他的祖上是富农，在推荐上高中的环节中，被村委会所揭发，中断了学业。

当年，A村的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红旗专”和“农联”两派造反派的斗法过程。一个名叫李纪元的造反派头头崭露头角，在各派械斗场合中树立了威信，并以此积聚了人气。不管当时多疯狂诡异，这些今已人到暮年的老者，提起那个改变命运的弯道时，总以“潮流”为由解释遭逢的时乖命蹇。“潮流是无法抗拒的，你能抗拒吗？”小曼说道。这潮流，即当年的政治。

“文革”甫过，惨遭整肃的东苟心有余悸，德全重返舞台，重新巩固了他的势力。各显神通的造反派头头们也在历史的长河里湮灭无声，唯有李纪元依然活跃于A村的政治舞台，他接替了离开的东苟，成为德全的副手，即A村副书记。

追踪源头，这场浩劫贴着“人治”的标签，但“文革”结束后的20年里，当政者依然凭特权主导着A村方向。

小曼因为替德全造了一份A村人口册被相中，提拔为村会计，之后又送去村小学任民办教师。两年后，小曼和村秘书同时考上师范，公社领导说，A村不能去两个人，有出身瑕疵的小曼被刷下来。当村里找不出另一个“有文化”的干部来顶替念书的秘书时，小曼又被安排进了村委。

小曼既是A村政治的受惠者，又是受害者，两种境遇交织汇成了悲剧人生。小曼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当了A村秘书两年之后，仍然无法融入官场氛围，于是心生退意，向德全提出，回到学校教学生。

几年前，安排他去教书时，德全说，“既然党委有这个意思，你调皮也调不脱。”

而现在，他执意回到学校，德全威胁他说，“回学校，你想搞民办啊？秘书也不让你搞，你试试看？”

60多岁的小曼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背脊发冷，他的人生像被一只大手掐住了的脖子，生死也不由自己。

派系之争

进入90年代，A村基本上确立了现在的组织架构，即12个村民小组，以村委大队部礼堂为界限，在村民的感情认知中，逐渐分化为上下两边阵营。

在派系之争爆发之前，1983年全面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A村的生产力，当时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人民公社已成历史，在A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意味着生产形式的改变，但政治体制这潭水纹丝不动。A村人的命运更为集中地掌管在几个人手上，大量村干部的亲属通过农转非招工渠道走出山村。

不仅如此，A村的干部希望一代代传承下去，除非由生老病死导致的权力交替，在此范围之外，主宰者可以将任期无限期延长。但在寻找家族接班人时，A村三大“政治家”遭逢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环顾四周，居然没有一个适合的人选。

德全生有4儿3女，大儿子已经成年，只是生来残疾，余下的年龄尚小；东苟家儿女也还未成年；另一个家族小孩智力有问题，又有眼疾。各种招工的门路，连体检都不合格，更不用说接班了。

德全过世后，李纪元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如果历史是由强人设置的局，那么这一定是个小小的误差了。时间拨到1996年，农村基层政权构架和今天已经非常接近，除了书记，还增配了村主任，至少在形式上，基层选举每一届都在举行。A村书记还是李纪元，主任一职落到一个脾气暴躁的退伍军人手上。浸淫政治多年的小曼也成了核心实权人物。

上世纪末的思想解放令一个名叫李文的年轻人，甚至敢反抗李纪元的命令，并动手打了书记。李文是A村的信用合作社代理人，在小曼的建议下，李纪元试图和他修复关系，并主动提出要发展李文为党员。

某一天，李书记上缴提留款时，被告知有一张绿色的百元假钞，他记起这钱是李文给的，找他理论时，对方却不承认了。

气呼呼的书记找到公社领导，将已经签字盖章的李文党员申请表拦截下来。村主任知晓后，暴跳如雷，决定以主任的名义重新为李文填报入党申请。消息传到李纪元耳朵里，经历了“文革”的书记立刻想到了“夺权”二字，于是在村治保委员家里放出话说，“今年一定要扳倒村主任和小曼两人。”

恰逢新一届选举，书记叮嘱12名村民小组长，回去做好民众工作，投票时不要选上述两人。村主任和小曼两人黄雀在后，密谋之后，暗地部署了各自的亲信组长，并逐个拜访了大部分村民。选票公布那天，李纪元落败。

三大家族

李纪元的退出不是A村派系斗争的终结，而是宣告开始，在新一届村委职位上，他们各自寻找代理人。

失势的一方唆使并教导村民们如何上访，如何拖欠提留款和各项税务；村委没有完成当年的任务，意味着政绩受损和收入受损。到新千年来临的时候，A村派系斗争已经闹得全县闻名。

1999年岁末，镇党委劝退小曼和村主任，以弥合A村的政治裂缝。这一轮争夺中，书记大权落到小曼的代理人手中。

村主任成为李纪元一派志在必得的职位，他们安排了一个有亲属在县委的名叫和平的生意人，而小曼这边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正是李文。

前者控制了从派发选票到唱票的整个环节，而后者再次确认了幕后游说工作的充足准备，结果是，李纪元派系当选。

几天后，村民组长们思量惊觉有诈，怂恿小曼去镇政府查票，果然在统计和唱票环节出了问题，大多数选票统计到了和平头上。选举作假，这是当年惊动镇党委的头等大事，书记们当夜赶到A村，先将消息控制在村委内，然后宣布选举作废，村主任由李文当选。但此事就此打住，不能传到A村以外。

受挫的一派意识到自己的群众基础不够，转而发动民众抵制各种税收，新村委工作再次停滞。

不可调停的派系斗争令镇党委思考让A村重新回到“强人政治”时代，他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把持局面的大家族做代理人。老书记德全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在斗争正酣时，他们已经不动声色地入党、参加工作。

其中第二个儿子阿毛在镇电力站工作，又与当时的村书记私交甚好，当他回到A村发展时，很顺利进入村委。阿毛话不多，喜怒无色，故而猜度不了他的心思。2004年换届时，小曼见到书记没有去30多个党员中拉票，于是警告他，不要掉以轻心。他得到的风声是，阿毛已经在四下活动。书记自恃威信甚高，连任绝无问题。第二天结果是，阿毛高票当选，书记重蹈李纪元的覆辙。

历史轮转了30多年后，A村重新回归德全家族。阿毛决心不再让A村政治旁落他手，在上级的默许下，村主任和各重要职务上，由他的亲属好友把持，权力再次得到巩固。

发展至今A村有2200多人口，阿毛的工作早已不是父亲时代的催粮收钱，或是去违反计划生育的人家牵牛赶羊。一年当中，他的工作重心是堵截村民上访，比如两会期间，是他神经末梢最为敏感的日子。

人心涣散

小马属于阿毛之后的80后，后者在A村政治崭露头角时，中专毕业的小马去了外地打工，几年下来辗转到过上海、山东、浙江和广州。

他回到A村时，有种强烈的反差和不适应感，他发现记忆中A村回不去了，这种体验并非来自政治上的恶心，而是目睹了A村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他厌恶政治，却促使他唯有走向政治来改变一切的想法。

当我被乡党们缠着时，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别听他们胡扯，招商引资，招进来，到头来还不是被这些村干部吃掉了？A村有什么资源？黄泥巴？杉木林？还是河沙？”

黄泥巴显然是自嘲，后两种资源，过去是A村能够看到的全部家底，现在是两块巨大的伤疤。A村位于湘江支流边上，这条支流发源于罗霄山脉，随山势蜿蜒，流经A村时，恰似一条柔软的围脖。水土滋润，因而木秀于林，河沙也分外细腻。这两年城市扩张得厉害，到处是基建工地，高速公路也修到了A村的门口，再加上2008年赶来的那场雪灾，A村遭遇了从没有过的灾难。最先倒霉的是树木，几乎全被冰雪压断了顶子，这也为木材的买卖找到了正当理由，但这笔钱流向何处？谁也不知道。之后是河沙，河道被损毁，以前的沙滩和草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10多米的深水坑，巨型挖沙船至今还在向河底挖掘，至少在下一个世纪来临之前，如果没有外力敦促，这一切是无法复原。

“我想好了，先入党，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村委，”小马说。

我说：“首先，你必须找到一批像你一样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联合起来。”但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似乎也随同旧时A村，消失在往日的岁月中，无声无息。外出打工是唯一的出路，以致田地荒芜。即便回来后，也没有像小马一样，壮志不已。生存压力下，似乎没有闲暇去思考另外的问题，比如A村的村务从权力起始，至今未公开过。阿毛说，卖树木多少万，都用在某项工程上，还倒贴了几万，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工程，也没有人打算去追问。

在A村，时代越发展，人心越退缩了。

前村主任的儿子和小马是初中同学，当他找到他，试图说服他一起共商大计时，对方反倒劝小马不如来广州开的士赚钱，“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本文A村以及相关人员均为化名)

袁小兵：老人们的阶段性胜利

江西余干

我面前坐着一位老人，身材瘦小却声音洪亮，且记忆清晰，表述严密，不像是一名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64岁老农。他叫王干东，就住在我老家屋后不远，但我几乎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而这次回到乡下老家，乡亲们却到处在谈到他，因为他和一帮同样普通的老人做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大事，把被乡政府掌控多年的湖港发包费争取到了群众手中。过年前一天，全乡人民--包括我这样在外工作的人——— 每人都领到了240元的分红。

失去湖港

我的家乡是江西省余干县康山乡，一个曾被鄱阳湖包围的孤岛，祖辈以打鱼为生，1966年康山大堤修筑后与陆地相连，形成十数个湖泊、河港。先祖自宋代迁到此地，为争夺湖港草洲不断与乡邻争斗，清末更杀掉大塘乡108人，威震四方。按村民的说法，现有的这些湖港权属都是靠血换来的。我长到10岁便随父母去了县城，但每年我都会回乡，寻找丢散在这里的童年乐趣———我曾在湖中戏水、钓鱼、采摘莲子，星空下睡在船头与外公一起守护满舱的稻谷，父亲休假回乡带我去河里放钩，第二天凌晨便收获一条条大鱼，那是我至今最快活的时光。

1990年后，外地领导任职康山乡，他逐渐把全乡所属水面全部发包出去，村民从此不得下水捕鱼，渔船被搁置在河边，和垂挂在屋里的渔网一起老化、消亡。均等的乡村社会开始失衡，资源由少数人通过宗族、村霸、金钱、权力而获得，记忆中家乡的风气自此败坏。我所在的王家村，曾有7条河港，都被乡政府收归，人口众多的袁家村自己发包，加起来每年有两三百万元费用，但除在1993年每人获得50元外，包括袁家村人在内的全乡村民再无一点分红。20年过去，这笔费用已累积到5000多万元，但乡政府和袁家村不曾向大家解释，这些钱流向了何处？只是民间流传着，哪个官员得知要调去康山当书记，往往当晚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因为这是一个全县知名的肥缺。

为了牟利，乡政府不惜与承包人签假合同以示外人，这是前几年我去乡政府帮亲戚过问一件湖港纠纷时发现的。我与乡领导在他办公室正谈着，一个农民闯进来质问他，他跷着二郎腿，用白色的餐巾纸擦拭着黑亮的皮鞋，一边昂头答道“你去法院告吧。”

乡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包括王干东在内的村民也是告了一年又一年，但唯独这一次，2010年1月20日，14辆农用车载着近600村民，浩浩荡荡向省政府开去，才算让傲慢无礼的官员们见识了群众的力量。我亦惊叹以往一盘散沙、王袁二姓隔阂多年的村民们为何此次团结一致、惊人爆发，便与王干东坐谈三夜，走访群众若干，算是找到了答案，更觉中国农村现状的复杂微妙和基层民主道路的坎坷曲折。

集资维权

王干东家有1子6女，良田7亩，瓦房4间，“文革”中当过公社贫下中农宣传队队员，能说会道，后当过十多年生产队正副队长，参加过一次海选，虽得票第三，但最后当上村干的是得票最少者。他从2005年开始上访，最开始有20多个老人，但在县乡“干部家族5代不得上访”的要求下，骨干们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七八人。4年多时间内，他们10次去省政府，2次进京，但毫无进展，反而在2008年1月省政府门口一名老人遭到殴打，送往医院抢救，花费4000多元至今无人认账。

老人们的上访花费都来自王家村民的集资，先后两次，每人10元，除了一些官员家属，大多数人出了钱，共集得3.7万元，已花去3万元。王干东对这个数字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乱花群众的钱。他们去北京只坐硬席，只吃几块钱的盒饭，抽烟、喝酒、上厕所等都是自掏腰包。一次北京极冷，大家没带够衣服，村民们在电话里叫他们用公款各买一件毛衣，但最后他们还是舍不得，甚至相约不得自费购买，以免让村民以为花了大家的钱。就这样，他们哆嗦着身子在凌晨4点起床排队上访，换来县纪委的下乡查账，结果仍不了了之。

老人们为此遭受不少威逼利诱。一名参与其中的退休干部，一次晚饭后散步被无车牌的小车跟踪，差点被撞，据说此前有人巨资收买遭其拒绝。王干东则被乡领导许以4万元和办理农村低保的条件，对方甚至跑到新建县找来他的亲人给他施压。在县上做官的堂侄也被拉来给他做工作，见没有效果，只好减少往来。

王家村干部对他们的上访内心是支持的，因为本是王家村的湖港，被乡政府发包后，村里却无一分钱的分利。有一次，村主任在乡政府对前来讨债的债主说：“等这个湖港官司打赢了，自然有钱还你的！”被乡长听到了，大怒，认为其支持村民上访，当即撤其职务。

村民持续上访，不但没有成效，反而惹怒政府。原定的一条从村庄通往塘湖(王家村的农田耕作区，被河港相隔)的公路兼桥梁的项目，因上访被取缔，据说转给了袁家村。

在康山乡农村势力分布图中，只有2300多人口的王家村向来是“靠边站”，1990年代以来，历任乡书记都有意扶植并借助袁家村某些大势力，实现领导全乡(包括湖港发包)的意图。袁家村日益壮大，修建了村内公路、厕所、垃圾箱，而王家村影响式微，一些人连娶妻嫁人都有意选择袁家村，觉得这样日后不会被人欺侮。王家村老人的上访，虽是要求追查湖港发包费去向，但在袁家村人看来，似有意针对自己，一直隔岸观火。上访无门的王家村人，开始调整策略，主动找到袁家村老人代表，沟通意见，消除误解，更在去年11月在袁家村一座寺庙里召集全乡6个行政村的26个代表，达成集体请愿、共同战斗的共识，同时还聘请百余名“四老”(老退休干部，老村干，老教师，老职工)加盟。

袁家村人为何加入？一是这个村的湖港发包费绝大部分并未用于村民，村民也有意见；二是以湖港发包费笼络壮大的家族势力惹起众怒，包括其他家族势力，现在有人要趁机摇旗挑战了。

团结的力量确实惊人。众代表要求把全乡湖港的发包权从乡政府和袁家村转归到群众手中，不断施压，时任乡党委书记也算是顺应民意，排除万难，推到乡党委以红头文件形式，于2009年12月30日成立康山乡湖港草洲经管理事会，由28名群众代表组成，袁家村的袁明森任理事长，王干东任副理事长。同时成立由“四老”组成的顾问小组和6个行政村治保主任组成的监护委员会，乡干部和村书记、主任无一在其中。

经管理事会很快在乡政府旁边的古樟树群(全乡地理中心)中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宣布从此湖港归还群众手中，黑压压的人群不时爆发欢呼。王干东对我说：“这是近几十年来康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我们当年七八个人，可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理事会开始去民政局注册，准备账号、公章，同时与大湖承包方重新谈判(这个湖康山乡、大塘乡各占一半，奇怪的是，同一个老板承包，大塘每年承包费150万元，康山乡只有七八十万元)。但问题出现了。时任乡党委书记正要调任它乡，其他乡干部和袁家村干部趁机向新来的书记表达不满，认为理事会是“夺权”，是“反动组织”。县里获悉后，派遣县法院院长率工作组下来。法院院长调查后，先是表态说同意发包，但需要6个村的村委会授权，这其实也是拟调任乡党委书记的意见。

很快，理事会拿到了大多数村委会的发包授权书，但在1月19日上午，法院院长突然改口说，根据县、乡的意见，理事会无权发包，并要求把授权书收回。此举终于让群众郁积多年的愤懑爆发，当夜，各村庄即有人鸣锣，号召第二日去省政府上访。

省委常委表态

1月20日，天极热，14辆农用车载着近600名群众向80公里外的省会南昌开去，我的很多亲戚都在其中，最年长者87岁，有的是全家上阵。最前者打出横幅———“康山人民上访团”、“我们要生存”。路上遭遇警力拦阻，被青年们打跑几个，一辆拦路警车被推翻，县长也差点被打。在怒火面前，警察们显得克制和退让。

队伍开到省政府门口，恰巧省委正在召开常委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舒晓琴接见了村民代表，强调“政府不与民争利”，表示定将查个水落石出。第二天突降温，几千人聚集在乡政府门前，等待“包青天”的到来，几辆小车驶来，顿时鞭炮齐鸣，最后却发现接错了人。省里确实下派了调查组，但都是悄悄进行的。几天后，王干东等代表被调查组告知：从乡政府和袁家村查到的3700多万元账目收支平衡，只有一笔4万多元的账有些问题。

王干东认为，他们查的只是“账内账”，而“账外账”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全归乡、村干部挥霍使用，没有群众的配合，这种查账只是走过场。村民们都怀疑，存在这么多年、人人皆知的问题，在这么大的风声下，竟然都没有撸掉一个干部，是不是怕揭开了盖子会让更多的人引火烧身？有知情者告诉我，去年正月乡政府购买了1万元的发票，召集6个村的会计重新做账，每人每天的报酬是200元。

成功后的新问题

上访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1月27日，康山乡湖港草洲经管领导小组成立，书记、乡长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下设监督组、矛盾纠纷调处组和办公室，这意味着曾以群众为主导的经管理事会从此夭折，湖港发包权重归乡政府。但理事会28名代表中，有来自6村的18人进入领导小组，均为群众投票产生。

现在担任监督组成员的王干东说，他对这种监督没有信心。但上访至少让全乡人民过了一个有分红的新年。随着大湖发包的重新推进，这次的发包费高达302万元(远高于往年，但仍低于大塘乡)，经过群众代表争取，群众分红比例从原定的70%增至90%，每人得到240元。

上访的另一结果是，曾支持成立经管理事会的原乡党委书记被免职，原因据说是不懂政策———村民如果对发包的村委会不满，可以按照法律罢免村官重新选举好官，但不能成立这样一个民间机构来行使发包权。我认识这个书记，年轻坦诚，可惜了。

王干东说，为什么大家都不信任村委会？因为它们不是老百姓真正选举出来，而更多是乡政府任命的，已经形成了一种上下级关系。老百姓选出来的，上面不认，没选的，反而可以当选，群众为此没有选举积极性，对谁都不信任，结果这些年上来的村官，基本都是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

而没有监督的村官贪腐也让人吃惊。我所在的王家村，2000亩的鲫鱼湖每年发包费仅有6000元，其中猫腻让人生疑。一个名叫汤家湾的良田区，发包出去120万元，1年半就花光了。我一个亲戚参与过查账，但他说，那是象征性的，吃餐饭，拿包烟，你说了不好听的话，下次他就换上他的亲信。

所以，王干东和其他代表们都希望能把发包费收归到群众代表手中使用。正月初六，他们碰头到老的康山公社院子里开会，决定年后趁热打铁，向乡领导提出这个建议，还希望乡里能用红头文件的形式，把群众分红的90%比例确定下来，而不是让领导朝令夕改。

在阳光照耀的“康山公社”石刻牌匾下，王家村和袁家村的代表们都表示要团结一致，不能提以前有人提出的所谓袁家5条“私港”问题。这是斗争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有人希望借此割裂两村代表之间的关系，而乡政府正好可以借此把全乡湖港发包权和使用权重新掌控手中。这很可能重回上访之前的混乱状态。

而发动这么多人上访，哪是说上访就能上访的呢？对上访的后怕阴影仍在村民心头，很多人说，如果上访没成功，王干东等代表肯定是要被抓走的，那些鸣锣的人也不例外。一个男孩因为穿了一件鲜艳外套让警察挥起了拳头，自此他每次去县城都不敢再穿那衣服，怕被人认出。

张国栋：“137”暮年记忆：一家三线工厂兴衰史

湖北宜昌

这个春节再回宜昌中南橡胶厂，有种特别的忧伤。礼堂拆了，办公楼倒了，衰败之后仍坚持响了十余年的广播也停了。

就像一个人的人生，建于1968年的中央三线企业，辉煌了27年，15年前进入暮年，现在已到弥留之际：高峰时六七千工人萎缩到如今的数百人，土地也卖给房地产商，再过几年，整个厂区将被种上房子。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中南橡胶厂老职工们的人生也裹挟在工厂的发展中，红火之时众人艳羡，衰败之后在社会的底层艰难生存。

如今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拆迁与安置。

“让毛主席睡好觉”

137，是中南橡胶厂的代号，这在宜昌人尽皆知，一说137，的士司机二话不说，直接就把你拉过去了。

在宜昌，有很多用代号相称的国家三线工厂，比如枝江市的4820、远安县的330、宜昌市的809、710，有些红火依旧，大多已日薄西山。这些都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做出转移到三线的战略部署。137厂78岁的青岛老师傅赵振洲说，就是要“让毛主席睡好觉”。

1968年，国家调动基建工程兵独立八零一团负责施工，1972年开始正式投产，137厂区总占地面积46.3万平方米，我步测了一下，从厂门起直线走完全厂，需要约40分钟。

与许多三线工厂一样，137厂更像一个小社会，除了厂区和生活区，学校、医院、邮局、商店一应俱全，甚至还组建了厂区警察和消防队，医院病床就有六七十张，还有专门的妇产医生，可以在厂医院生孩子。

最初的工人中，60%-70%是“老转”———部队转业军人，另外是各县的知青，再就是从青岛橡胶六厂和山东化工学院招来的技术人员。我岳母是宜昌市下乡五峰县的知青，1970年中南橡胶厂到县里招人，她成为其中一员，直到1996年退休。而她的干亲家万道全，则是抗美援越归来的转业军人。

一天用煤两个车皮

我在春节后的一个工作日造访137，发现绿树密布的厂区，安静得像一个公园。九个车间，除了一个胶带厂，只能找到零星的工人。

在六车间看到50多岁的老工人张勇那一瞬，我恍若在进入王小帅的电影里，昏黄的灯光下，散发着刺鼻的橡胶气味，张勇把橡胶加热后再冷却切割成片，他手上设备是1968年建厂时配备的。

张勇说，以前车间有好几百人，现在只剩他一人。岳母记得，以往每天早上七点，工人们踏着广播中响起的《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去上班，红火时，仅车间的一个工段就有百来号人。机器的轰鸣声巨大，在车间里说话基本靠喊，岳母现在讲话都是高八度，像要跟人吵架，就是当年养成的习惯。

虽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工人生产热情迸发出的能量相当惊人，1988年和1989年，137厂就实现产值、销售收入双双过亿元，是宜昌市第一家“双过亿”户。

万道全那时已经调到了供应科，他的印象中，仅生产用煤，夏天一天要用一个车皮60吨，冬天要用两个车皮。往厂区调煤成为他的重要工作，万道全经常驻扎在河南平顶山，一个个专列地往宜昌发煤，随身也带着七八张支票，“想开多少就可以开多少”。煤运到宜昌花艳货运站后，再调动车队连夜转运，运回厂区后，足球场一样大的堆场，堆得像一座小山。

在政治挂帅的时代，除了生产还要参加政治运动。万道全记得，学习完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号召后，厂里从每个车间抽人去挖防空洞，把厂区挖得车间洞洞相连，从这个车间钻进去，从那个车间可以出来，还设有会议室、休息室，就像地道战一般。国际形势紧张之时，厂里还成立民兵团，厂长就是团长，书记是政委，并设立高炮连，配备七八门火炮，每年都拖出去训练打靶。老师傅赵振洲说，厂区建制也是军事化，各个车间主任不叫主任，叫连长，他曾经当过机修连连长。

房子家具都是福利

因为生产红火，137厂当年的奖金与福利在宜昌市备受艳羡。

万道全在供应科时，奖金就已达一百多元，普通工人也可以拿到七八十元，而宜昌其他工厂只有三四十元。更让工人们怀念的还是福利，上医院看病基本不用自己掏钱，逢年过节发鱼发肉，到了夏天水果都是论车拉按袋发。妻舅记得，夏天里冰棒都一箱箱地发。

工人们如今还倍感自豪，137厂是宜昌市最早用上闭路电视的，也是最早烧上液化气的，连燃气灶具都是厂里配发。

房子也是那时候分的，家具厂里全配。在工人印象中，工厂行政管理科就是分发物资的地方，床、柜子、凳子、写字台一应俱全，一张床月租金只需五六分钱，很多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老职工王政明结婚时领了两张铁床，一张当废铁卖掉了，另一张现在外孙还在睡。

因为待遇好，不少工人将自己的家属和子女弄进工厂，以至于如今两代甚至三代同厂的现象并不鲜见。王政明的爱人最初在集体企业，后来调入137厂，他们的大女儿从汽车技校毕业，1994年前后分配到宜昌市交运集团开货车，他给交运集团交了2000元的培养费，次年便将大女儿弄进137厂，也就在同一年，从厂里技校毕业的小女儿，也进入了137。

姐妹同年进厂同年下岗

不过，进入90年代的137厂，渐渐走上了一条下坡路。1993年兼并宜昌市轮胎厂、宜昌市橡胶制品厂后，中南橡胶厂组建为中南橡胶集团公司。在许多老工人看来，这次兼并是衰败之端。张勇就是从宜昌市轮胎厂兼并后来到137的，他没来得及享受太多的幸福时光。

衰退因由，工人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国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137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受新项目的投资失败拖累，有人认为是管理层的腐败，有人认为是巨型企业混乱管理下的浪费和贪占。

现在厂区内不少人家的门口，铺着用整块橡胶片做成的地垫。王政明是搞电工的，他指指天花板说，自家的电缆都是从厂里顺回来的，他买了个摩托车，油当然也是用厂里的。

因为贪占严重，厂里还发起一场公物还家运动，并专门在办公楼办了一次展览，上千平方米的仓库被堆得满满的，火钩、铁铲，木柜、凳子，应有尽有。有个医院院长还回来的一个衣柜，这相当于如今的电视机或电冰箱。

不管是哪种原因，又或者多种因素的交织，137厂无可挽回地步入了衰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