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党内民主恳谈之生成逻辑与实践纲要(一）

作者：朱圣明 发表时间：2010-3-3 15:18:32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为主要表现形式，党内民主是基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民主，她又以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常任制为主要表现形式。温岭党内民主恳谈的创新之举在于——为与会期间党内充分发扬民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载体。党内民主恳谈的实施，推进了党务公开，畅通了党内诉求渠道，保障了党员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扬党内民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党内民主；民主恳谈；生成逻辑；实践纲要

The Wenling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talks earnestly production logic and the practice summary

Zhejiang Wenling Party School Zhu Shengm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democracy take the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th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a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th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politics ecology democracy, she take competitive election with the party convention permanent system as main manifestation. The Wenling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talks earnestly action the innovation lies in - - for the attending period inner-party carried forward the democracy to find an effective carrier fully. Th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talks earnestly the implementation, advanced the party affairs to be public, the unimpeded inner-party demand channel, has safeguarded party member"s main body status, enhanced the party committee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zation, the scientific style and the institution level, was further strengthens party"s ruling ability construction, carried forward th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to provide the precious experience.

key word: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The democracy talks earnestly; Production logic; Practice summary

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搞好党内民主建设，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世情）、中国的新情况（国情）和党的新现实（党情），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不断丰富党内民主的思想内涵，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创新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是理论与实践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温岭市在实践中将本土原创的民主恳谈引入党内，开党内民主恳谈之先河，为与会期间党内充分发扬民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载体，创新了党内民主的形式。温岭的党内民主恳谈生动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创造力，在研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温岭民主恳谈是一个难得的案例，同样，在研究党内民主中，温岭党内民主恳谈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的党内民主恳谈

谈论一个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民主不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政治模式，而是别无选择的政治路径。当今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都不会拒绝将民主作为她的本质属性。但是，民主化的道路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国情出发、基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民主，这一民主以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为主要表现形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路径选择

1、基层民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要从基层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要从基层开始，首先因为基层是社会民主的微观基础，从身边的事做起具有真实性，容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日常的民主操练中，可以学会民主的方法，养成民主的习惯，提高民主的意识；其次因为这是一条风险少、成本低、简单易行、容易操作的路径，并且可以为更高层次民主的成长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正如萨托利所说的那样，这种基层民主网络——小社区和志愿组织，“可以繁荣于整个社会，从而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1]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拉开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序幕，1998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以村委会为自治机构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农村的确立。

2、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的政治生态决定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八个民主党派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中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必须要加强党自身的民主建设；其次，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新的客观需要。坚持科学执政，就是要按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执政；坚持民主执政，就是执政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坚持依法执政，就是按照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代表群众利益，满足群众需求，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党内民主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衡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水平。

2007年10月15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党内民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门提了出来，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2]在执政六十周年之际，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决定》中的突出亮点。《决定》特别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3]

（二）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民主恳谈

党内民主如何进行？在实践中又有两种形式：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常任制。

竞争性选举所要解决的是候选人问题，针对的是以往党内选举时候选人由上级党组织指定这一缺陷而提出来的。在竞争性选举的实践中出现了：民主测评制度、任前公示制度、公开选拔制度、竞争上岗制度、差额选举制度、基层的“公推直选”制度等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两推一选”，即通过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党员大会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基层党组织委员，然后再由委员选举产生党组织书记。但民主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其一是权力的授予；其二是权力的行使。竞争性选举只是回答了权力的授予问题，并没有解决权力的行使问题，而权力的授予与权力的行使是反方向运动的，权力的授予是自下而上的，而权力的行使则是自上而下的。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那样：“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维护并加强在权力的名义归属同实际行使之间的联系？选举和代表虽然是大规模民主的必要手段，但它们也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4]。授权者也能失去权力；选举未必是自由的；代表也未必是货真价实的。”

于是如何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发扬民主就成为党内民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党代会常任制要解决的正是党代会闭会期间如何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问题。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设计是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的一种结合，她要求党代会在本届党代会闭幕之后直至下届党代会成立之前，要始终履行职责，保证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的制度模式。2008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该暂行条例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履行职责、行使代表权利有了明确的依据。

2003年年初，中共温岭市委开始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试行党代表常任制之后，党代表在任期内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调研为地方党委建言献策，使得地方党委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大大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党员的民主权利。中共温岭市委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创新之举就在于——开党内民主恳谈之先河。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固然重要，但党代会与会期间如何充分发扬民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于是就将本地原创的民主恳谈引入会议期间，为与会时党代表的意见表达和矛盾调处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载体。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组织的触角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党员的身份其实就是整个社会阶层的身份缩影，社会的诉求必将通过党代表反应出来，通过党内民主恳谈可以把社会舆情反映上来，把党员的智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从党内民主恳谈着手，无疑可以形成良好的党内意见表达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民主恳谈的过程是通过不同的边在同一平面上发出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过程，是对问题加深理解的过程，是偏好的转换过程，是求同存异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通过党内民主恳谈就为党代会与会期间充分发扬民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载体。

二、温岭市党内民主恳谈之生成逻辑

研究温岭市党内民主恳谈之生成逻辑，需要回答为何发生？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就有必要追溯其最初发生的形态，以及此后的演绎过程。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

民主恳谈最初她源自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是松门镇干部群众在双向交流对话中产生的。1999年浙江省在全省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当时松门镇发展得比较快，一跃成为台州市的中心镇之一，但与此同时，干群关系较为紧张，工作难开展。对重大事情、热点、难点问题如何破解？沿用老的一套方法已经难以奏效，对于松门镇党委、政府来讲，正好利用试点的机会，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为契机，从解决实际问题着手，把群众请进来，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多听听老百姓对松门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究竟在议什么？想什么？求什么？盼什么？于是尝试采用了一种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教育形式。”[5]

出乎意料的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15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参加会议，并对大到镇里的投资环境、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液化气价格等问题和镇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平等交流对话，镇领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现场作了答复解释，有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有的问题则承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和时间。

领一时风气之先的松门经验迅速传遍了温岭大地，各镇（街道）、村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论坛活动，“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坛”、“现代化论坛”、“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民情恳谈”等等新的名称不断出现。为了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全市的活动，2001年6月12日，中共温岭市委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将其统一冠名为“民主恳谈”，意见明确提出：“在活动范围上要进一步扩大，将‘民主恳谈’活动推向基层和各个领域，做到纵横延伸。要积极创造条件，使民主恳谈从现在的乡镇（街道）、村、企业三个层面，进一步延伸到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参见附录2）

（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在此后的活动中，在前来观摩的专家学者点拨下，中共温岭市委开始把民主恳谈由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转向基层民主。在这一阶段，民主恳谈与基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相联系，同时保留了初期的对话形式，着重探索如何扩大基层民主，引导和组织群众广泛、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民主恳谈的内容，也由原先较多涉及一家一户的权益纷争，进而转变为城镇规划、村庄整治、校网调整等较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公共事务。

2002年10月9日，中共温岭市委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从这个文件的题目上可以看出，在这个时候已经将民主恳谈定位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意见明确规定：“今后，全市各地各部门都要把民主恳谈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参见附录3）2004年9月29日，又正式下发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对民主恳谈的基本原则、议题范围、参加对象、基本程序以及实施和监督环节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参见附录4）

（三）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在民主恳谈向社会各个层面不断延伸过程中，早在2000年8月21日，中共温岭市委就出台了《关于在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开展“民主恳谈”活动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民主恳谈’活动，是企业主与企业职工之间交流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开展企业‘民主恳谈’活动，应着眼于增强企业主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着眼于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着眼于培养企业的团队精神；着眼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参见附录1）

2003年温岭市首先从新河羊毛衫行业开始，将民主恳谈与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依托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新路子。 “新河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基本经验为：（1）前提——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2）沟通——分别召开员工座谈会和企业主民主恳谈会；（3）测算——劳动定额，由当地劳动主管部门对每道工序进行详细的测算；（4）反馈——将劳动主管部门的测算结果反馈给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讨论；（5）协商——由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各派若干名对等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6）签约——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各自负责人在工资集体协议书上签字生效；（7）备案——将签字生效的工资集体协议书报当地劳动主管部门备案；（8）监督——建立由所在地政府、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监督小组，督查执行落实。（9）推广。2004年开始在全市全面推广。”[6]

（四）参与式预算

温岭参与式预算是民主恳谈与政府预算相结合的产物，于2005年分别在泽国和新河试验，2010年推广至箬横、滨海、大溪、松门、温峤等五个大镇，2008年开始深入到部门预算，先在交通部门进行，2010年扩大到水利和建设规划部门。

1、泽国模式

泽国模式发生在2005年4月9日，是运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费什金教授的“协商民意测验”方法与民主恳谈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随机抽样。即参与的民意代表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产生，随机抽样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代表的真实性、广泛性与公正性。“随机抽样使代表的产生基于起点上的公平而不是机会上的不对称，使以前从来没有机会以至于被政治遗忘角落中的村民，从容地跨入参政议政的大门，受到重视并在公共领域中理直气壮地表达他们的诉求。”[7]其二为将定性的评价转化为各种“数字”，这是对基数效用理论的一种运用。通过对各个预选项目“打分”评估的方法实现了定性分析定量表达，并使其结果能直接用于决策。

2、新河模式

新河参与式预算始于2005年7月27日，是在寻找如何将体制外的民主恳谈与体制内的人大制度相融洽的过程中产生。其基本程序为：增加会次和会期——会前培训——细化审议预算草案——设立财经小组——代表修正议案——预算执行监督。“新河镇的预算改革使民主恳谈的双方变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增加会次和会期’是是落实乡镇人大职权的有益探索；‘会前培训’是提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的重要环节；‘细化审议预算草案’是乡镇人大由虚转实的有效途径，‘设立财经小组’是乡镇人大闭会期间代表履职的一大创举；‘代表修正议案’赋予了基层人大代表议案的新内涵；‘预算执行监督’其意义更在于权力制约理念的演进。”[8]

为了更好地规范和推广乡镇参与式预算，2009年1月10日，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预算初审民主恳谈，加强镇级预算审查监督的指导意见》，对乡镇参与式预算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基本程序由会前初审、大会审查和会后监督三个环节组成，在会前初审阶段各乡镇都要召开预算初审民主恳谈会。（参见附录6）

3、部门预算民主恳谈

预算由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这四个环节有机组成。温岭市的部门预算民主恳谈与乡镇参与式预算的不同之处在于，乡镇参与式预算只在政府提出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可能不相一致，没有被政府选定的预算问题将继续被搁置。而部门预算民主恳谈将民主恳谈向前移位至编制阶段，在预算编制阶段就开始对政府的预算草案评头论脚。这样一方面将不合理的预算指出来，以利于政府主动修改；另一方面又将新的问题提出来，可以起到后继决策的作用。谈及预算过程，人们往往将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预算本身上，而却忽略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项目）被列入预算而另一些事情（项目）却不能？将民主恳谈引入部门预算编制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一种事前选择机制的建立，并对不合理的预算开启了一条新的制约途径。

（五）党内民主恳谈

温岭市的党内民主恳谈始于2004年6月7日，当时中共温岭市委以民主恳谈的形式答复党代表提案。2008年1月12日，中共温岭市委出台了《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对党内民主恳谈的议题、召集人、对象、程序和结果的运用作了明确的规定。（参见附录5）将民主恳谈引入党内的必然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恳谈本来就是松门镇党委、政府基于思想工作创新最先提出来的，既然社会层面都能开展各种形式的民主恳谈，那么在党内就更应该进行，并且党内民主恳谈对社会层面的民主恳谈更能产生示范效应。

2、地方的实际工作是由党委主导的，从地方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关系来看，一般是先召开党代会，在党代会之后再开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是以党代会报告为主基调的，党代会报告提出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要求，政府工作报告再加以具体落实。因此，只有当作为主导者的地方党委内部充分民主时，作为执行者政府的实际管理过程才可能是民主的。党内民主恳谈实际上意味着恳谈在重大决策的起点时就进行，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或减少重大方针政策制定时的失误。

3、2004年, 在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活动中,温岭民主恳谈以其稀有的特质而跻身于十大优胜奖之中，由此带来了政绩的正强化效应。这对当地的实践者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于是如何加以完善、深入推进到党内也就在情理之中，从时间维度来分析，2004年和2005年恰好是民主恳谈向党内和参与式预算推进，结出丰硕成果的年份。“在中国的土壤里，协商民主恳谈的实践使人联想到中国政治领域地方基层的活力和创造力。实践的成功使基层的实践者们变得更加自信，怀揣着承诺和热情试图更多地去践行和试验，力图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走出一条可行而富有成效的现实道路。”[9]

四、温岭党内民主恳谈之实践纲要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意志的形成者和政治行为的动员者。为了确保其政治意志形成和行为动员的正确性，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必须要遵守和践行民主的基本原则。但民主不会自动地运转，党的纲领和党的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原则和要求也不会自动地发生作用，民主制度和架构只是提供了可能，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载体，在温岭的实践中，这一有效的载体就是——党内民主恳谈。

（一）温岭市党内民主恳谈的形成阶段

将民主恳谈引入党内，在温岭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以民主恳谈的形式答复党代表提案为主，后一阶段以制度化为特征。

1、以民主恳谈的形式答复党代表提案

温岭市委在2004年1月6日至7日召开的中共温岭市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共收到代表建议案123件。闭会后，党代表们十分关注建议案的办理情况。2004年6月7日，温岭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其常委等7位党委负责人与来自全市各地的75位党代表，围绕年初党代会年会上代表所提出的其中18件建议案的办理情况进行面对面的恳谈，首次将民主恳谈引入党内——针对党代表在党代会年会上提出的建议意见进行回复。在温岭市委领导回复了其中的18件建议案的办理结果后，党代表们针对回复情况又纷纷发表了新的意见和建议，共提出了30多个问题。参加恳谈会的7位市委领导现场予以一一答复。 并同时发放《温岭市党内民主恳谈意见反馈表》，请党代表们填写对答复结果的看法。

以民主恳谈的形式答复党代表提案其重要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既有投入又有产出的民主。投入的民主体现了代表的权力，即容纳了多少代表的声音？产出的民主指代表的回报，即代表最终的成果是多少？投入的民主和产出的民主相互作用过程就是民主的实际运行过程，在民主的实际运行中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1）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民主，即代表的意见不起作用的民主。具体表现为，“意见归意见，采纳归采纳”，代表所提的建议如同“泥牛入海，有去无回”。这是一场被愚弄了的民主，所表演的始终是一场“政治秀”。（2）有尾无头的民主，即“替代表作主”的民主。换言之，在这种理念下，代表成了一种“装饰品”，决策完全是由少数人作出的，“集体的决策就是全会的决策，全会的决策就是常委的决策，常委的决策就是书记的决策，书记的决策就是一把手的决策”。正如萨托利所言：“在这种世界观看来，把无数的选择、幸福和目标统统让他人决定，等于制造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奴役形式，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把人视为‘客体’。”[10]（3）有投入又有产出的民主，即既包含代表权力又体现代表回报的民主。温岭市以民主恳谈的形式答复党代表提案，在投入的民主和产出的民主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如何提升党内民主的水平，不仅需要党代表的建言献策，更要重视提案的结果及其对结果的运用，这也是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的关键。

2、通过《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

2008年1月12日，在中共温岭市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经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参见附录5），这意味着党内民主恳谈已成为该市党委议事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党委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通过制定《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从而就使得温岭的党内民主恳谈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改变了党内民主恳谈启动时的随意性。选举民主能做到按时换届，何时启动？如何启动？启动的程序怎样？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党内民主能不能民主？何时民主？以什么样的方式民主？如何实施这样的民主？迄今没有像选举民主那样有非常明确、非常刚性、非常可操作的法规，这就必然会导致因时、因事、因地、因人而异，其随意性显而易见。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设置一个“门槛”，变“不确定性”为“刚性”，地方党委领导人可以走马换灯，但在党代会常任制下，每年的党代会总是绕不过去的，在党代会期间就党内重大议题举行民主恳谈，就使得党内民主恳谈的启动形成了“刚性”的约束。（2）避免了“人走政息”现象的发生。因为“在现代选举民主下，官场的游戏规则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受‘政绩认定’的制约，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会精心呵护，别人的‘孩子’养得最好也是别人的。所以在改革创新中会遇到一种非常发人深思的现象，新的决策者对前任的改革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消极对待，偷工减料，进行选择性的操作；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另起炉灶。”[11] 有了制度化的保障，就可以避免以上“人走政息”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党内民主恳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温岭市推行党内民主恳谈的基本经验

1、议题

党内民主恳谈实行一事一议。《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二条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恳谈是党委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下列需提交党委讨论决定的事项，应在党委决策前开展党内民主恳谈：（1）提交党代会、全委会审议的工作报告；（2）党代会代表提出的全局性或涉及面较广的提案；（3）拟出台的重要规范性文件；（4）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5）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6）党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参见附录5）

2、召集人

党内民主恳谈会一般由党委主持召开。以提交党代会、全委会审议的工作报告和特别重大的事项为议题的党内民主恳谈会，由党委主要负责人召集；其他议题的党内民主恳谈会根据党政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确定召集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应配合召集人做好民主恳谈的有关工作。在党的代表大会（年会）期间分议题召开的民主恳谈会，由大会指定召集人。

3、对象

党内民主恳谈的对象以代表、党员为主体，其中代表一般不少于参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必要时可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人数视议题而定。参加党内民主恳谈会的党员按照党员自愿报名和召集人确定相结合的原则，由召集人根据恳谈会议题，结合党员自愿报名情况确定。参加党内民主恳谈会的代表由召集人根据恳谈议题确定。

4、程序

《中共温岭市委关于党内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七条明确规定：“（1）通报议题。召集人通报党内民主恳谈议题、有关恳谈议题的初步意见和恳谈方案；（2）恳谈发言。党内民主恳谈的对象围绕恳谈议题有序发言，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恳谈对象就有关恳谈议题的意见、建议和要求，相互交流，相互讨论，交换意见；（3）现场答复。召集人根据实际情况，对恳谈中提出的问题，能当场答复的，应予明确答复；不能明确答复的，会后一般在15天内以适当形式予以反馈；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至30天；（4）梳理总结。梳理恳谈意见，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参见附录5）

5、结果的运用

党内民主恳谈会结束后，召集人应将会议情况及征求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党委汇报和说明，然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决策。需票决的，按有关规定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党委应充分吸收民主恳谈征求到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体现在相关文稿、方案和实施意见中，并通过下一次党内民主恳谈或其他途径及时反馈，接受广大代表、党员的评议和监督。

2010年1月21日，在中共温岭市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为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全委会将该市委确定的2010年重点工作分八个议题进行恳谈：（1）加大沿海开发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加强民生工程建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3）突出功能区块开发，加速新型城市化进程；（4）加强农业农村基础，加快新农村建设；（5）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做优做强城市商圈；（6）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7）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提高社会管理能力；（8）强化机关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行政执行力。在恳谈中，党代表们围绕主题，就如何圆满完成这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气氛非常热烈。党代会之后，中共温岭市委将对各位党代表的建议认真梳理、提炼之后，进入到党委的议事决策中去。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国情出发、基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民主，这一民主以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为主要表现形式。基层民主是从国情出发的民主，她以村民自治为主要标志。党内民主是基于中国政治生态的民主，她又以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常任制为主要表现形式。党代会常任制所要解决的是闭会期间如何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问题，温岭党内民主恳谈的创新之举在于——为与会期间党内充分发扬民主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