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从官民对话发展到乡镇一级的公共预算改革，继而延伸到县一级的公共事务之中，开拓了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新路径。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对话系统，而这个系统又通过人大的法律地位使得群众的多数意见可以形成为政府政策，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将“民主恳谈”引入到政府的体制内，变成人大代表和政府之间的直接对话，使得人大代表的“民意”可以约束和制衡政府，从而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当中，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层次参与的、涉及所有问题的政府和公众的对话机制，是保证中国政治稳定、民主、渐进发展的关键。实际上，只要各级政府能够在所有层面的问题上都可以和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公众保持对话，听取不同意见并且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公众的意见，就可以推动中国政治和民主的发展。各个地方的经验也已证明，哪个地方有这种对话机制，哪个地方就稳定，经济和社会也能发展。这些经验表明如果能在中国建立各种层次的全方面政府和老百姓的对话机制，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主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温岭的试验也表明，只要愿意听群众的声音，愿意让公众介入到政府决策过程，建立这种全方位的对话机制并不困难。

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对话机制，首先是要建立体制外的对话机制。从当前中国的基层政治来看，建立一个民主对话的体制对于改善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推动基层的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从温岭的经验来看，建立一个民主对话机制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可以先从体制外的对话机制入手，例如可以建立各种类型的政府和公众的对话方式，叫恳谈会、对话会、交流会、表达会等等都可以，其办法是让群众充分地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表达意见，而在群众意见充分表达之前，政府不要急于做决策，这是最为简单的方式。稍微进一步的是应该允许公众依法建立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例如关注环境问题的、关注弱势群体的、扶贫的等等，通过这一类公众的社会组织，可以集中同类公众的意见，利于表达公众的想法。同样，政府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比较清楚地了解社会公众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要求和政府之间的要求有什么样的差距，一个比较适合于公众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是什么。许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和政府之间没有对话体制，从而使得政府不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方式和老百姓进行对话，不知道该和谁进行对话。这样往往等到事件的发生给当地造成巨大的财产甚至于是人员的伤亡之后才进行处理。因此，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性的体制外的对话机制应该提前建立起来。

其次是将对话机制从体制外发展到体制内。从温岭的实践来看，建立体制内的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系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决定性的一步。所谓体制内的对话系统就是要将现行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人大体制变活，使之能够成为社会与政府进行对话的场所，并通过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宪政原则让人大具有真正法定所赋予的权力，这样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对话，并且提高公众制度化参与的程度，这在中国民主的发展过程中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从温岭的经验来看，应该考虑当民主对话体制能从体制外建立之后，应迅速地和体制内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以保证对话体制具备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目前从法律的规定讲，我们的人大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能够行使对政府的制约、监督，因此将政府和老百姓的对话机制建立在人大制度基础之上，通过具体的某一项公共政策例如预算的产生、执行、监督的过程，以及其他相类似的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来转变成政府和社会的对话，将会有效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的发展，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空间。建立这样体制内的政府和公众的对话机制，能够更为有效地提高对话的效率，提高对话的合法性和制度化的程度。这种体制内的对话机制的建立，可以从温岭的经验来加以考虑，先在基层政府，也就是在县和乡镇进行，然后再逐步扩大.

来源：中国社会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