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关于小农经济逐步走向消亡的科学论断过时了吗？——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相关讨论的回顾性阐释(三）
作者：张新光 发表时间：2010-1-11 11:27:49

（一）关于丹麦所谓“创造了农业协作理想国”的神话

进入20世纪初期，“现代土地问题著作界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大卫，竭力拿丹麦的农业联合组织和丹麦所谓的‘小农’经营水平作例子。亨利希·普多尔竟把丹麦叫作‘农业协作的理想国’。在俄国，持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也常常拿丹麦当‘王牌’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小农业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55](p223)。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列宁根据对俄国、德国和丹麦的农业经济统计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揭露了他们用来证明“小农经济稳固论”的统计方法和官方数据是反科学的。他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指出，“丹麦也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小的。1895年，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共占农户总数的72.2%，他们的土地却只占11.2%。……超过40公顷土地的大资本主义业主，仅占业主总数十分之一（10.7%），但却集中了五分之三以上（62.6）的土地和将近一半的畜牧：马是45.6%，牛是48.4%，绵羊是32.7%，猪是44.6%。……从这些数字中，首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修正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丹麦的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民手中。毫无疑问，不仅有12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必须依靠雇佣劳动来经营，甚至有4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也是如此。……总括起来说，土地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已经让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农业和畜牧业中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日益无产化和贫困化。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苟延残喘并慢慢地在痛楚中死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55](p223-244)。

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丹麦小自耕农场的演变历史已经证明了列宁的预言是科学的。比如在1900～1960年的60年间，丹麦的农场总数基本维持在20万个左右，而到1970年已减少至14万个，1990年又减少至7.7万个，2004年进一步减少至45624个（其中全日制农场有2.7万个）。尤其是最近30年，每个农场平均规模已由过去的十几公顷扩大到接近60公顷（约合750 亩）。目前在丹麦520万人口中仅剩下18.3万农民，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有6.8万人，仅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3%。在全国270万公顷的耕地面积中，家庭自耕农场占97%，租赁经营农场只占3%，但其小于5公顷的农场只占全部耕地的0.1%，小于10公顷的农场由过去的44%下降到10%以下，而大于100公顷的农场却占到37.1%，大于200公顷的大农场也占到了13.1%。据丹麦农业渔业经济研究所所长Arne Larsen教授介绍，在未来的10～15年，农场平均规模将会再扩大一倍以上[56]。据有关专家研究，“最近一百年来，有1/3的农民放弃自己在当地已有的社会关系而移民到经济发达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求生存机会；有1/3的农民选择了到相对较小的城市打工谋生；有1/3的农民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从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养殖。而正是这些选择留下来的农民成为合作制思想的创造者”[57]。目前，丹麦为数不多的农业人口已经全部纳入到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约有64000名会员）、家庭农场主联合会（约有17000名会员）和企业联合会共同构成的32个大型合作企业中。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抵押贷款（从1994年到2004年，农业抵押贷款债务的比例由74.2%提高到76.1%），农业科技开发经费的90%以上都由政府提供（全国有4300多名农业专业技术顾问为6万多个农户提供咨询服务），农业补贴方式包括欧盟的作物种植补贴（按2259克朗/hm2补贴）和丹麦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按产值的20% ～70%补贴）、建立沼气工厂（按设备的20%补贴）、保护自然资源（如减少40%田间施肥量、固氮作物、休闲田、非种植的近溪河流域地和低洼蓄水地、牧场的放牧和割草等都可以申请到政府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58]。仅就丹麦全日制农民而言，种植谷物者平均年纯收入为179000克朗，养牛和乳品生产者平均年纯收入为209000克朗，养猪农户平均年纯收入为497000亿克朗。因此，目前丹麦的所谓“小自耕家庭农场”虽然平均起来算只有1.5个经营者，但其生产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食品市场总量的3.1%，足以养活相当于三个丹麦人口的食物需求。可见，它实质是一种由国家政府、金融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三方共同控制的高度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资本化、技术密集化和社会化服务融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大农业生产方式。正如列宁早年所指出的，“丹麦农业的基础是大、中资本主义农业。所谓‘农民国家’和‘小农经营水平’的论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辩护术，是各种有学衔或没有学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事实的歪曲”[55](p238)。

（二）关于美国所谓“小农家庭劳动农场占主导”的错误攀比

1913年6月，由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吉姆美尔最先提出了，“美国大多数农场都是劳动农场；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资本主义正在解体；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小劳动农业正在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正是在文化较悠久、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本主义农业日益瓦解，生产正变得分散而零碎；没有一个地区的垦殖开发过程已经停止，没有一个地区的大资本主义农业不在解体并被劳动农业所排挤”[15](p149)。针对这种错得离奇的、自欺欺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进理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观点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人们对过时的、单单按照全部土地或耕地面积来比较农场的方法不加批判，陈陈相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15](p149-203)。当时，尽管“美国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的、无偿分发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在这里，农业靠占用无主的土地，靠耕种从未耕种过的新土地还可以得到发展，也确实有了发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形式发展”[15](p203)，尽管“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15](p236)，但是“根据1900年和1910年全美国大农场和小农场的耕地分配情况的材料，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和不容怀疑的结论：大农场加强了，中小农场削弱了。因此，既然可以根据农场按土地面积分类的材料来判断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或非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美国的例子就向我们表明了近10年来大资本主义农场增长和小农场被排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15](p187-188)。事实上，“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有两种形式：既可以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扩大农场面积，也可以建立新的、土地面积很小或极小的、种植特种商业性作物的农场，这种作物的特点就是可以在土地面积很小的条件下大大扩大生产规模和使用雇佣劳动。其结果是大地产和最大的农场大大加强，中等农场和小农场受到排挤，最小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农场获得发展”[15](p192)。换言之，“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主要路线就是小经济（就土地面积来说）变成大经济（就生产规模、畜牧业发展、使用肥料数量、采用机器增多来说）”[15](p204)。比如，“从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美国农村人口从59.5%下降到53.7%。……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减少”[15](p221)。这样，“美国全部农业生产有一半以上集中在1/6左右的资本主义农场手中。……在另一端，有一半以上的农场即将近3/5（58.8%）的农场属于非资本主义农场，但是这些占有全部土地1/3（33.3%）的、倍受资本压迫的、为数众多的农场生产率比平均水平低50%，全部产值还不到美国农产品总值的1/4（22.1%）”[15](p218-219)。同时，“美国农场全部财产价值在1900～191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但实力增长最快、在经济上获利最多、在技术上进步最大的正是大地产，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地租的增加使得工人阶级的亿万美元落入了一切土地占有者的腰包”[15](p189)。因此，“美国大多数的农场主都更加陷于破产境地，通过抵押而落入金融资本的魔掌。……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15](p228-236)。总之，“在美国农业中，不仅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而且这个过程要比工业中进行得更有规律，或者说更正常”[15](p235)，“而不是像吉姆美尔先生和民粹派以及一切向‘劳动’唱廉价颂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爱讲的那样转变为‘劳动’农业，而是转变为商业性农业。‘劳动’这个词非但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意义，而且间接地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任何社会经济结构中，无论是奴隶制下，或是在农奴制下，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总是要‘劳动’的”[15](p162-163)。

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从整体看，“目前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已由1910年的33%减少到2005年的0.7%，即由1200多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农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59]。从农场数量和经营规模的变化看，“美国农场总数在1900年是573.8万个（其中耕地面积不到100英亩的小农场占25.8%），1910年是636.1万个（其中耕地面积不到100英亩的小农场占24.2%）”[15](p186-187)，“1935年最多时为681.4万个，1945年下降为596·7万个,1989年减少至217万个，现在已减少到不足200万个（其中小农场占83.6%，农业产值占34.2%，中型农场占14.2%，农业产值占38%，大农场占2.2%，农业产值占27.8%）”[60]。这样，“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美国每个农场平均规模已由191英亩增加到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幅为43.3%。而年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了80%，年销售额在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了62%，年销售额在1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了62%，年销售额在2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了19%。这种变动的趋势说明了，小农场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原因就在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场债务负担日益上升。而到2001年，美国采用租赁经营的农场所占全部农业耕地面积已超过45%”[61]。从农场资本集中和技术密集程度看，“美国农场全部财产价值在1900～1910年这1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即由204.4万美元增加到409.91万美元，增加了100.5%），但美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每英亩耕地的农具和机器平均价值分别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这在当时是最高的数字”[15](p155-189)。而到2002 年，“美国每个农场建筑与土地市场价值为53.8 万美元，每个农场机械与设备市场价值为 6.66万美元，一个农民可以同时使用上千台配套齐全的各种农业机械设备，实现了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作业和自动化管理”[62]。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提出利用3S技术（遥控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对农业灌溉、播种、施肥、治虫、水土保持等实行精确化、集体化和信息化全程控制和管理，大力发展精准农业，目前已有20%的农场采用这些技术”[59]。从农场专业化生产水平看，“目前美国农场的区域化分布和专业化生产比例大田作物达到 82%以上，棉花达到 80%以上，蔬菜达到 88%以上，园艺达到 98%以上，果树达到 96%以上，肉牛达到 88%以上，奶牛达到 85%以上，家禽达到 96%以上。这样就使生产要素逐渐地向优势农场集中，加速了大农场对小农场的兼并与重组，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小农场经营的市场风险”[62]。从农场产出水平看，“目前美国年产值在 l0 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农场占农场总数的85%，农业产值只占 11.4%；年产值在10～50 万美元之间的中型农场占农场总数的l1.3%，农业产值占26.9%；年产值在 50 万美元以上的大型农场虽然仅占农场总数的 3.3%，但其农业产值却占到了 61.9%，几乎15%的大中型农场提供了将近 90%的农业产值”[62]。从农场收入水平看，“1960 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 4054 美元，全国家庭平均收入为 6237 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 65%；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农场家庭收入高于全国家庭收入的年份。而大致在 90 年代中期，农场家庭收入已经持续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2002 年，美国农场家庭收入达到 65757 美元，而全国家庭收入仅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63]。目前，美国家庭农场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统计，1999 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中工薪(场外就业)收入占 53%，农场外经营收入占 18%，利息和红利占 7%，其他农场外收入占 12%，共计非农场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90%，而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10%。在农场家庭总收入中，政府转移支付同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农村居民要比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险、医疗、收入维持、失业保险等)。2001 年美国城市人均收入为 32077 美元，其中政府转移支付为 4357 美元，占 13.58%；农村人均收入为 22391 美元，其中政府转移支付为 3798 美元，占 16.96%，比城市人口多 3.38 个百分点”[63]。根据美国农业部测算，在《 2002 年美国农业法案》生效的2002～2007 年的5年期间，“联邦政府农业补贴年均支出大致为 190 亿～210 亿美元，平均每个农场的补贴金额为 9251 美元，相当于农场平均产值的 9.8%，而占美国农场总数30%左右的较大规模农场将获得政府补贴总量的75%”[64]，“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补贴主要流向大农场,因为大农场利益集团的游说力量相当大，决定着美国的政治选票”[65]。从所占国际农产品市场份额看，“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已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64]。总之，美国农业的最大特征是农场规模扩大化、经营商业化和国际化、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管理信息化和工厂化、资本集中化、技术密集化、农民知识化和社会化服务以及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交织在一起，由此也验证了列宁早年所提出的“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美国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15](p236)。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就是死扣住“美国家庭农场已占到各类农场总数的87%，合伙农场只占10%，公司制农场仅占3%，并且许多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依托，因此全国的农场几乎都是家庭农场，可以说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是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进行的”[60]，由此推论出“当今中国超小规模的家庭承包制也富有生命力” 的陈词滥调，这种认识和理解显得多么肤浅，多么死板，多么愚蠢。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农业形态学问题’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66](p101)。

（一） 关于荷兰所谓“创造了世界奇迹的现代小农制典范”的误解

荷兰国土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1600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482人/平方公里，人均耕地为0.84亩（低于中国人均耕地1.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小的国家之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相对贫乏的欧洲海边的“低洼之国”（27%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在20世纪末，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此外，荷兰还拥有多项世界第一，比如农业劳动力人均创汇率最高（1997年为14.06万美元/人）；土地产出率世界第一（1991年为2468美元/公顷）；单位土地面积创汇率最高（农用地出口额平均为1.86美元/平方米）；农产品净出口额增速最快（1961～1999年增加45倍）；其中鲜花、观赏植物、马铃薯、番茄、蛋制品、啤酒、奶酪等产品净出口均居世界第一；农业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玻璃温室面积达到1.1万公顷，占世界1/4）。荷兰的农业人口不足世界的0.02%，耕地面积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的9%”[67(p1-3)。对于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荷兰现象”，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把它看作是“创造了世界奇迹的现代小农制典范”。但在事实上，“目前荷兰家庭农场规模在欧盟各成员国中是最大的，从事种植业的农场平均规模为50公顷（有不少已经超过了100公顷），从事畜牧业的农场平均规模为40公顷以上，从事园艺花卉业的农场平均规模为2公顷以上”[68]。尤其是在1980～1999年，“荷兰的农场数量从14.5万个减少到10.2万个，同期农产品的出口净值却从44亿多美元上升到142亿多美元，跃居世界第一”[69]。而从1945年到2003年，荷兰的农户总数已由65万个减少为8.6万个，农业从业人员仅剩下1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5%），拥有200万公顷耕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7%)，农产品出口净值达464亿欧元（占荷兰总出口额的20%）。目前，荷兰每个农户平均年收入在4万欧元以上，其中园艺业收入已超过40%以上，农场以外的经济收入占到35%以上（包括提供存储设施、开展休闲旅游、进行农产品加工、利用农地建立风力发电场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1960年到2003年，荷兰的家庭农场数量由18.5万个减少到2.5万个，以年均4.8%的速度递减，而每个家庭农场的平均规模却在逐年扩大”[70]，“而在最近的十几年间，生产资料不断地向大农户集中，每个农场平均规模从1990年的16公顷扩大到2003年的22.5公顷（其中有1500户用地超过100公顷），有1/4的大农户生产了2/3的农产品。大多数农户依靠1/3以上的非农业收入来维持农场的运转，依靠单一的农业生产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生存。农民人均收入以平均每年1%的速率递减，农业从业人员以每年平均0.8%速度递减。据荷兰农业部预测，在未来的10～15年内，仍将有40%的小农户在激烈竞争中难以为继而被淘汰出局。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农业信息化、机械化、集约化；只有通过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农业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通过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农业品牌意识、农产品直接销售、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只有通过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71]。因此，荷兰农业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农业结构理论”（指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生产各部门和各部门内部的关系比例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来解释自己国家最近几十年“创造了世界奇迹的现代化农业”。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 从农场（户）的层面来考察，荷兰过去的小农也追求自给自足；但随着社会分工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文化的昌明、科技的繁荣、交通条件的改进、商品经济的发育、资金的积累，小农户逐步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最终演变成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代化的大农场，并组织成‘农工商综合体’。总之，世界上农业结构的类型毕竟是多种多样的，国家的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农业结构有不同阐述和解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是只研究农场结构还是只研究农业的部门结构，都难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全貌。在这种意义上说，荷兰学者使用“农业结构理论”的理解和描述是较为完整的、全面的、科学的”[72]。这也许就是列宁早年所倡导的“农业形态学问题”的研究方法。事实上，“荷兰农业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荷兰农业奇迹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合作组织等等诸多方面，也得力于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简要地说，荷兰的农业政策可以归结为三大块：一是投资于人的素质的‘人才战略’；二是增强农场生命力的‘结构政策’；三是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72]。比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荷兰人选择了将有限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高附加值的畜牧业和园艺业，大力发展以温室技术工程为代表的现代设施农业，不仅使园艺作物基本上摆脱了自然条件的影响，而且使1公顷温室的产出规模超过了100公顷大田生产的产出规模，因此荷兰现在的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可以供养112人，这无疑是荷兰政府作出的一个极其明智的选择。因此，如果有人仅仅从荷兰农业的微观经济组织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并把它看成是与中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颇为一致，那么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显得十分幼稚和无知。

（四）关于日本所谓“小农制是强国之基”的论调

每当人们提起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秘密时，“往往不会漏过独特的小农制农业制度模式在创造奇迹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有趣的是，小农制模式并非是根据发展经济的自愿选择，而是战争的遗产”[73]。也就是说，二战后的日本对小农制的改造曾经走过了一段弯路。如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实行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在资本主义诸国家是最彻底的，“1950年，日本自耕农的耕地占到90%，并且农户拥有土地的规模被限制在3町以内，形成了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经营方式。全国共有农户593.1万户，户均耕地0.877町，其中1町以内的农户占75%，2町以上的农户占3.5%”[74]。但自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农业基本法》以来，“其所追求的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促进耕地集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务农者收入，使其达到与其他产业工人基本均衡的生活水平，建立一种以自立农户（指在成员构成一般的家庭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发挥正常能力并基本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能够获得与其他产业劳动者基本均衡的收入，享受同等生活标准的家庭经营体制）为主的现代农业结构”[75]（p238-239）。因此，“从明治时期到二战前，日本农业基本上一直保持在1400万就业人口和550万农户（1950年达到618万户）的规模。但从1963～2000年，日本农户总数已由575万户减少到312万户，农业就业者人数由76.6%下降到2.2%”[75]（p240-241）。比如，“在1961～2003年的40余间，日本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速度很快，人地比率一直呈递减趋势，人均耕地面积由0·0633 hm2减少到0·0374 hm2，下降了40%以上；但这一时期的单位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即由0·2060hm2/人上升到1·0870hm2/人，接近1961年的5倍”[76]。尽管这样，“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如果以男性劳动力人均实际农业产出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标准，日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8，欧洲的1/4到1/2”[75]（p237）。所以，1999年日本政府在制定《新农业基本法》时，“农林水产省对自立农户的发展趋势进行的预测是：如果把64岁这一农民养老金制度中的经营转让上限年龄作为自立经营农户户主年龄的上限，那么今后10年日本将有33～37万个左右的自立农户经营着60～90%的耕地（和家畜）。预计到2010年，日本真正的土地利用型自立经营农户应进一步减少到15万户，2020年减少到接近8万户左右。如果2010年时全部耕地（大约500万公顷）的40%、2020年时的60%集中由他们经营，那么其平均经营面积将在上述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0公顷和40公顷左右”[75]（p273）。所以，“现在，摆在日本面前的农业发展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把农业资源尽量集中到具有经营积极性和经营能力的少数农民手中，发展自立型专业农业；另一条是农地继续留在仅仅为了保全财产的虚假农民的手中，放任农业的自然衰退。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今后的政策选择。但必须明确的是，今天的维持现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明天的衰退”[75]（p310）。从日本学者对自己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命运”的发问中，人们自然地回想起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已经讲过的话：“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3]（p500-501）

参考文献：

[1]董正华.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有关讨论的回顾[A].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C].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6.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卡尔·考茨基（著），梁琳（译）.土地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55.

[5]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郑杭生，汪雁.农户经济理论再议[J].学海，2005，（3）：66～75.

[7]文礼朋.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与家庭自耕农场的生命力[A].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农业农民问题与新农村建设[C].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6.

[8]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145～152.

[9]David Goodman, et al. From Peasant to Prole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Transitions[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 1981.

[10]徐勇，项继权.回到原点，关注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3)：1.

[11]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3)：2～8.

[12]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学术月刊，2006，（7）：5～13.

[13]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3)：9～16.

[14]王贵宸.关于改造小农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农村观察，1999，（1)：16～22.

[15]列宁.列宁全集（第2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7]【荷】L·道欧.荷兰农业的勃兴[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6]中共中央组织部.农村基层干部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18]陈锡文.应该认真研究农村现实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7，（4)：4～8.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21]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50周年[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5)：6～16.

[22]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J].史学集刊，1998，（1）：57～62.

[23]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4]司马迁.史记（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5]张新光.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J].历史学，2007，（7）：14～24.

[26]班固.汉书（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7]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1～9.

[2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9]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0]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31]【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2]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

[33]【美】西奥多·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标点本）[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5]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6]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J].中国近代史论丛，1958，（2）：16～88.

[37]钱穆.国史大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8]【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0]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1]【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2]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3]【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44]农林部.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A].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45]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A].21世纪乡镇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46]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7]张新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48]温家宝.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J].求是，2006，（18）：1～9.

[49]陈锡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J].求是，2007，（22）：25～28.

[50]胡书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林毅夫[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1]温铁军.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反思[A].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3]张新光.论我国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5）：1～8.

[54]回良玉.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会议上的讲话[Z].http://www.agri.gov.cn.2006-9-21.

[55]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6]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赴丹麦考察团.丹麦农业及丹麦银行的借鉴与启示[J].农业发展与金融，2007，（1）：18～22.

[57]亓学太.丹麦农业的历史变迁:实践及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06，（2）：76～80.

[58]陈伟.丹麦农业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迪[J].安徽农学通报，2006，(13)：15～17.

[59]李长久. 美国从农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启示[J].新视野，2007，（4）：87～90.

[60]成晓星. 美国农业政策和农业现代化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07，（4）：20～24.

[61]刘志雄，卢向虎，沈琼. 美国农场变迁及其给我们的启示[J].调研世界，2005，（4）：30～32.

[62]夏显力，赵凯，王劲荣. 美国农业发展对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启示与借鉴[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4）：467～471.

[63]索南加措.美国家庭农场简介[J].柴达木研究，2006，（4）：12～13.

[64]冯继康.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7，（3）：73～80.

[65]李超民.美国2007年农场法立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美国研究，2007，（1）：107～119.

[66]列宁.列宁全集（第5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67]厉为民.荷兰的农业奇迹——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眼中的荷兰农业[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3.

[68]张玉，赵玉，祁春节.荷兰高效农业研究及启示[J].农场经济管理，2007，（3）：57～59.

[69]厉为民.创造世界奇迹的荷兰现代农业[J].今日浙江，2007，（1）：59～60.

[70]刘玉满，李静.荷兰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发展现代奶业[J].中国农村经济，2005，（9）：71～77.

[71]吴坚.变迁中的荷兰农业及其启示[J].农业展望，2006，（6）：33～36.

[72]厉为民.论“农业结构”——国际经验给我们的启示[J].学习与实践，2007，（2）：10～17.

[73]宇德海.日本战后农地改革考察[J].企业活力，2001，（12）：62～63.

[74]张术环. 当代日本农地制度及其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发[J].世界农业，2007，（6）：41～43.

[75]【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农业经济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76]于伯华.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启示[J].资源科学，2007，（5）：182～189.